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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與中國統一戰線

發布時間: 2019-03-27 14:22:12來源: 煙臺統一戰線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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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8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總理周恩來逝世43周年紀念日。周恩來曾長期擔任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團結了一大批統戰人士,為中國統一戰線理論和統戰方針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組歷史圖片,反映了周恩來與統一戰線的深厚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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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新政協籌備期間,沈志遠、吳晗、周恩來、沈鈞儒、翦伯贊、楚圖南(左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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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7月5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與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全體常務委員合影。前排左起:譚平山,章伯鈞,朱德,毛澤東,沈鈞儒,李濟深,陳嘉庚,沈雁冰(茅盾)。二排左起:黃炎培,馬寅初、陳叔通,郭沫若,蔡廷鍇,烏蘭夫。三排左起:周恩來,林伯渠,蔡暢,張奚若,馬敘倫,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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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張瀾、周恩來、劉少奇等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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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董必武、李濟深、張瀾、林伯渠等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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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8月22日,周恩來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六個民主黨派中央全會擴大會議上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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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代,周恩來同陳賡與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合影(前排左起:周恩來、陳賡、邵力子、張治中、鄭洞國;二排左起:李奇中、黃維、唐生明、覃巽之、侯鏡如、杜聿明、周振強;三排左起:王耀武、楊伯濤、鄭庭笈、周嘉彬、宋希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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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周恩來、宋慶齡在北京共同會見外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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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元旦,周恩來熱情地和何香凝握手致意,向她祝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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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8月17日,周恩來同陳毅、黃炎培、郭沫若、彭真、李四光、陳叔通、何香凝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四次會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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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代,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向周恩來敬獻哈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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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12月,周恩來與陶鑄、張治中等參觀黃埔軍校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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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月5日,周恩來與科學家錢三強、周培源在茶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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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7月,周恩來在新疆烏魯木齊與各族青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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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7月20日,周恩來同彭真、賀龍、郭沫若等在首都機場歡迎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潔從海外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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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10月14日,周恩來會見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李政道博士

  周恩來與鄭洞國的黃埔師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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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春,鄭洞國從湖南奔赴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與先后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和主任的周恩來同志有著師生之誼。

  周恩來同志當時年僅26歲,卻已經是著名的中共領導人之一了,在軍校內頗受學員們愛戴。多少年后,鄭洞國還清晰地記得他講課時英俊瀟灑、鏗鏘有力的神情。

  第一次東征戰役時,周恩來同志任東征右翼軍政治部主任,鄭洞國先后任所屬黨軍教導一團連黨代表、教導二團營黨代表,相互間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觸。周恩來同志在軍隊政治工作中的卓越才干,以及謙和、平易的作風,給鄭洞國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心里格外敬重他。

  幾個月后,第二次東征戰役爆發。正在湖南家鄉探親的鄭洞國聞訊星夜趕返廣州,卻一直找不到返回部隊的機會。直到東征軍將陳炯明部徹底擊潰,陸續向潮梅地區集中時,他才輾轉趕到東征軍司令部所在地汕頭。

  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同志見到鄭洞國十分高興,當即委派他去潮州野戰醫院任黨代表。

  鄭洞國聞言卻垂頭喪氣了。

  原來在廣州時,上級曾要鄭洞國擔任黃埔軍校醫院黨代表,執意要帶兵殺敵的鄭洞國不肯接受。現在好容易趕到前線,還是去做醫院的黨代表,心中自然極不情愿。周主任和藹地說:“醫院的工作也很重要嘛,那里需要你。你先去工作一個時期,以后我再設法替換你。”無奈的鄭洞國只得怏怏赴任去了。

  不久,潮州野戰醫院的傷病員們陸續痊愈歸隊,鄭洞國再也呆不住了,又跑到汕頭。周主任很痛快地答應了他的請求,親自舉薦鄭洞國為國民革命軍第1軍3師8團1營營長。

  大革命失敗后,周恩來同志領導了著名的“南昌起義”,打響了反抗國民黨白色恐怖的第一槍。他作為中國革命的主要領導者之一,始終奮戰在時代的前列;鄭洞國則出于思想局限,選擇了一條與其革命初衷相反的政治道路。

  1948年,鄭洞國率部困守東北名城長春。東北解放軍發起遼沈戰役后,一舉攻克錦州,切斷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退往關內的陸上通道,迫使饑困不堪的十萬長春守軍一部起義,一部投誠。

  在鄭洞國陷入絕境之際,周恩來同志親自給他寫信,陳明禍福,曉以大義:

  洞國兄鑒:

  欣聞曾澤生軍長已率部起義,兄亦在考慮中。目前,全國勝負之局已定。遠者不論,濟南、錦州相繼解放,二十萬大軍全部覆沒。王耀武、范漢杰先后被俘,吳化文、曾澤生相繼起義,即足證明人民解放軍必將取得全國勝利已無疑義。兄今孤處危城,人心士氣久已離背,蔣介石縱數令兄部突圍,但已遭解放軍重重包圍,何能逃脫。曾軍長此次舉義,已為兄開一為人民立功自贖之門。屆此禍福榮辱決于俄頃之際,兄宜回念當年黃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舉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領長春全部守軍,宣布反帝反蔣,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贊成土地改革,加入人民解放軍行列,則我敢保證中國人民解放軍必將依照中國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不咎既往,歡迎兄部起義,并照曾軍長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時機緊迫,顧念舊誼,特電促下決心。望與我前線蕭勁光、蕭華兩將軍進行接洽,不使吳化文、曾澤生兩將軍專美于前也。

  周恩來

  十月十八日

  這封信件是用電報轉達前線的,由于城內戰亂,當時未能送達鄭洞國手中。長春和平解放以后,他才知道此事,對于老師的這番親切關懷,內心由衷感激。

  1950年夏,鄭洞國由東北去上海醫病途徑北京,周恩來同志在家中會見并宴請了他。鄭洞國感到很意外,想不到擔任政務院總理的老師日理萬機,卻還一直記掛和關懷著他這個不成器的學生。

  那天,鄭洞國剛走進客廳,周總理就快步迎了上來,一雙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視著他,緊握著他的手說:“歡迎你,我們很久未見面了,難得有這個機會呀……”

  鄭洞國被周總理的坦誠、熱情所感動,覺得他還像當年的周主任那樣誠摯可親,一時百感交集,兩行熱淚幾乎奪眶而出,哽咽半天才愧疚地說出幾句話:“周總理,幾十年來,我忘記了老師的教誨,長春解放前夕,您還親自寫信給我,我感謝您和共產黨的寬大政策。”

  周總理擺了擺手,打斷了他的話微笑著說:“過去的事不提了,你不是過來了嗎?今后咱們都要為人民做點事嘛!”

  吃飯的時候,周總理詳盡地問起鄭洞國的身體和家庭情況,猶如家人一般,使他如沐春風。末了,他又和藹地問起鄭洞國今后的打算。鄭洞國想了想,不無頹喪地說,自己別無所長,人也老了,打算回湖南家鄉種地去。在一旁作陪的黃埔軍校一期同學李奇中插話道:“好哇,你在老師面前也敢稱老?”說得大家都笑起來。

  周總理親切地說:“洞國,你還不到五十歲嘛,還有很多時間可以為人民做貢獻呀。現在國家建設剛剛開始,許多事情都等著我們去做呢。”鄭洞國很感動,表示先回上海治病,再聽候安排。周總理說:“你先回家休息一下也好,身體養好后隨時可以來。”

  1951年冬,鄭洞國寫信給李奇中,談到目睹祖國氣象一新、蒸蒸日上,十分振奮,準備春節期間再到北京看看。李奇中將此事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很快給鄭洞國發了電報,邀他來京。

  春節前夕,鄭洞國一到北京,周總理就在政務院會見并宴請了他。

  鄭洞國向周總理匯報了對黨的新認識,表示愿意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周總理格外高興地說:“你的思想又有了新的進步,這是值得慶賀的,我代表大家歡迎你。你的年紀還輕,完全可以多為人民服務嘛。”

  幾個月后鄭洞國遷居北京,在周總理的關心下,被任命為水利部參事。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經毛主席親自提議,鄭洞國又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委員。從此,他跟著共產黨,堅定地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

  1976年1月,周總理不幸病逝的噩耗傳來,鄭洞國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幾度痛哭失聲。直到晚年,每當回憶起與周總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黃埔師生情誼,鄭洞國總是深有感觸地說:“周總理是我一生的師長。從他身上,我體會到共產黨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品質,也看到了新中國的光明前途。”

  周恩來兩請黃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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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時,組建新的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和周恩來一致認為,非請黃炎培這樣的人物“出山”不可。

  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來親自來到黃炎培的寓所,誠心誠意地勸說黃炎培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聽了周恩來的請求,黃炎培面有難色,因為他自幾次拒絕做官后,曾抱定了“不為仕,不做官”的念頭。面對態度誠懇的周恩來,他有些猶豫不決:“1946年我68歲時,就覺得已經老了,做不動官了。如今我已72歲,還能做官嗎?”

  聽了黃炎培的話,周恩來爽朗地笑了起來,連忙稱:“黃任公不老。”周恩來又細心地解釋說,在新政府任職,不同于在舊社會做官,現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在人民政協會議上,由全國各黨派一起千斟萬酌研究制定的《共同綱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我們自己編了“劇本”,自己怎能不上臺唱呢?“劇本”的確是黃炎培等人參與“編”出來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較為完整地體現在里面了,此時撒手,“不上臺唱”,豈不違背“為人民”的宗旨?……兩人促膝交談,不知不覺兩個鐘頭過去了,最后黃炎培答應考慮考慮。

  第二天,周恩來再次登門拜訪,聽取黃炎培的思考結果。周總理兩次親自登門拜訪,黃炎培感激不盡,他不愿讓總理“三顧茅廬”,欣然同意了總理的請求。

  對于此事,黃炎培的四子黃大能曾經不解地問他:“怎么年過七十而做起官來了?”黃炎培正色回答:“我以往堅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我做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官啊!”

  周恩來力保榮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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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榮毅仁和其他首次出席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的特邀人士一起到中南海頤年堂毛主席寓所吃飯,正好坐在第二桌——周總理那一桌。周總理見到34歲的榮毅仁,詼諧地說:“噢,少壯派!”

  “文革”十年浩劫,被視為“老牌資產階級”的榮毅仁自然逃不脫厄運。那時榮毅仁既是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又是全國工商聯的負責人。1966年夏,社會上的紅衛兵先后來到榮家“造反”。他們在榮家安營扎寨,又批又斗。在緊要關頭,周總理知道了,立即指示紡織工業部一定要想盡辦法保護榮氏夫婦。紡織部馬上研究對策,由當時的副部長錢之光秘書陳錦華具體執行,連夜派出了部里的紅衛兵趕至榮家,他們對外來的紅衛兵說:“我們是紡織工業部機關的紅衛兵,榮毅仁是紡織工業部的副部長,是大資產階級,要對他進行批斗,讓他老實交代問題,請你們把他交給我們。你們不要管了,都退出榮家,由我們來處理。”就這樣,用紅衛兵對付紅衛兵,巧妙地把榮氏夫婦保護了起來。

  榮毅仁夫人楊鑒清說:“紡織部的紅衛兵要晚來兩天,我們都沒命了,周總理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哪!”榮毅仁滿懷深情地說:“周總理是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典范。他親自做統戰工作,誠摯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運用裕如,功勛卓著。他為全黨作出了表率。”

  周恩來與十世班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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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是十世班禪大師最早接觸的中共黨內高級領導人,其時班禪還是一位十三歲的少年。因此,周恩來一直非常關心班禪大師的成長,在工作中非常尊重他,充分發揮他的積極性和在少數民族事務方面的特殊作用。

  班禪與周恩來第一次會見是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十三歲的大師率領堪布會議廳的僧俗官員四十余人到達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一起,共同協商和平解放西藏有關事宜。

  當晚,周恩來總理設宴為班禪接風洗塵。

  十三歲,畢竟還是個少年。他一臉稚氣,在一批飽經風霜鍛煉的共和國領導人面前,更顯得年幼,自然有些拘謹和緊張。但是,他又不同于一般的孩子。活佛這一特殊身份,確定了他的特殊地位:從小備受優崇,接受過良好教育,懂得禮儀。他向周恩來獻了一條質地優良的潔白哈達,以示崇敬。兩人雖然在年齡和資歷方面相差很大,但周恩來對他十分尊重。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從中國革命的勝利到西藏的前途,從即將開始的談判到班禪在京活動,從藏、漢兩個民族的團結到藏民內部的團結……內容十分廣泛。十三歲的大師雖不能全部理解談話的豐富內涵和深遠意義,但他已經意識到,坐在自己身邊的這位巨人,不但是共和國的卓越領導人,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賴的導師和長輩。

  談話結束,周恩來陪班禪步入宴會廳。在入口處,總理停步,右手微微彎曲,伸出左手,請班禪先行;少年大師則雙手合十,稍稍彎腰低頭,十分恭敬地請總理先行。席間,總理不斷地給大師夾菜,介紹各種菜的味道和特點,偶爾還講一點烹調技術。整個宴會上,班禪很少說話,他不時轉動著那雙聰慧的大眼,用好奇的目光注視著這里的一切。周恩來淵博的知識,誠懇的態度,謙和的作風,端莊的舉止,慈祥的笑容,炯炯有神、閃爍著智慧之光的眼睛,都給少年大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來對別人說:為了能直接聽懂周總理的講話,我要好好學習漢語。

  在整個談判期間,周恩來指示有關領導,關于和平解放西藏問題,要十分尊重和充分聽取班禪和堪布會議廳主要成員的意見。在周恩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直接關懷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達賴集團與班禪集團之間的一些問題,得到妥善解決,班禪固有的地位和職權也得到應有的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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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和班禪第二次相見是在一九五四年九月。班禪同達賴一起來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當兩位佛爺到達北京時,朱德副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到前門車站迎接。在整個會議期間,周恩來多次到他們的住地看望,對他們的參觀訪問、飲食起居都親自過問。

  為了進一步建設西藏,一九五五年三月九日在周恩來主持下,國務院舉行第七次全體會議,專門討論西藏工作。經過會前充分的醞釀協商,會議通過了《國務院對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之間關于歷史懸案問題的談判達成的協議的批復》。這一協議的通過,使噶廈和堪廳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得到進一步解決,達賴和班禪之間的關系也密切起來了。

  三月十日,周恩來舉行宴會,為達賴、班禪送行。席間,周恩來、達賴、班禪都發表了充滿情誼的講話。班禪在講話中表示回藏后,一定為加強民族團結,建設繁榮幸福的新西藏,鞏固西南國防而努力奮斗。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印度政府邀請達賴和班禪到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紀念大會。他們到印度后,在印度的藏族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公然成立所謂“西藏政府”,進行分裂祖國的活動,企圖阻止達賴和班禪返回祖國。

  其時,正在印度訪問的周恩來,分別會見兩位大師,同他們進行長時間的交談,使他們在錯綜復雜的環境里,進一步明確了方向。班禪向周恩來表示:請中央放心,我一定會照中央的安排辦,絕不會接受外界的影響。他嚴厲譴責極少數分裂分子背叛祖國的陰謀活動,旗幟鮮明地表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擁護祖國統一。在結束紀念活動之后,班禪擺脫了分裂分子的糾纏和干擾,于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毅然乘飛機先期返回拉薩。

  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二屆全國人大上,二十一歲的班禪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這之前,周恩來已發布命令,任命他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這樣。班禪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從此,他來來往往,到北京的機會多了,同周恩來的接觸也多了,聆聽總理教誨、向總理學習的機會也更多了。

  班禪精力充沛,責任心強,經常是晝夜不停地緊張工作,為平息叛亂、推動西藏民主改革,作出了重要貢獻。兩藏發生什么重要事情,工作中有什么重大問題,班禪都直接向總理請示匯報,總理也總是給予他熱情的支持和具體指導。班禪大師曾多次講過,周恩來和他不僅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而且是導師和弟子、長輩和晚輩的關系。

  “上馬殺賊,下馬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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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春,周恩來到南岳衡山為游擊干部訓練班作報告。當時南岳寺觀里的僧人以丘贊、演文法師為首,組織了一個救亡團體———“南岳佛教救國協會”,決心為抗日事業盡一份力量。但是他們的意見很不一致,演文主張成立一支僧軍,奔赴抗日戰場,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殺,而丘贊不同意,認為殺生是犯了佛門戒律,彼此爭執不休,便請周恩來“裁決”。

  第二天,周恩來來到上封寺。他高度評價了僧人們的愛國熱情,又提出不必成立僧軍的主張。談話將要結束時,丘贊請周恩來題詞。周恩來沒有推辭,接過筆默想片刻,洋洋灑灑地在宣紙上寫了八個大字“上馬殺賊,下馬學佛。”丘贊望著題詞,沉吟了一會道:“弟子斗膽請教,先生題詞‘殺賊’與‘學佛’聯系在一起,于教義是否相符?”

  周恩來笑著解釋說:“阿羅漢的第一個漢譯是‘殺賊’。不殺除煩惱之賊,就成不了阿羅漢。我寫的是‘殺賊’。不是‘殺人’,這個‘賊’當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現在日本強賊正在大批殺我同胞,我們不把殺人的賊殺掉,怎么普渡眾生?這是善舉,殺賊就是為了愛國,也是為佛門清靜。你們出家人只出家沒有出國,所以同樣要保國愛國。抗戰就是殺賊,殺賊就是抗戰愛國。”

  周恩來把“殺賊”與“學佛”緊緊聯系起來,使得丘贊不得不從心理上承認殺賊的合理性,接著又把“殺人”與“殺賊”這兩個關系一區別分清,將“殺賊”提高到“普渡眾生”、“善舉”這樣的佛家最高教義上來認識,最后說到抗戰救國的大目標上來。真是步步為營,循循善誘。丘贊聽后激動地說:“周先生真是博學,精于教義,通曉佛理。我明白了,只有上馬殺賊,才能下馬學佛。我們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手持戒刀,上馬殺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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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吳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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